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历史脉络与高水平推进的实(2)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战略方针

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创，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如果从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人文是科学精神之母、人民是科学精神之本、人才是科学精神之根”[9]的结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科技发展方针，同时结合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实践，对这一方针作了进一步阐发和完善。

邓小平指出，中国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把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坚持不懈地提高我国科技自主研发能力。在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10]科学的春天之后，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关问题讨论的影响，科技界也渐渐理清了两个问题的认识：一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识，离开理论支撑的科技创新只能是无本之木，缺乏实践印证的科技创新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科技管理部门及社会各界对科技人员创新成果的评价机制从原来只注重理论研究深度和前沿性到更看重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对科技成果的实践检验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关于实践主体和方法的认识，官、产、学、研、介、金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创新活动中扮演不同角色，但企业是科技创新的实践主体，这个主体角色贯穿于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的全链条过程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方针指引下，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相辅相成，坚持科技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及技术设备的合理“拿来主义”。1982 年，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指出，“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11]1988 年9 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构成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学说的重大发展，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概括，也是科技功能观最有力的体现。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科技战略方针指引下，我国制定“星火计划”，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被社会各界认为是一个让农民有钱的计划；观念破茧，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理念确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放活科技机构和科技人员，科技开始增强国力、改变人民生活；制定“863 计划”，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制定“火炬计划”，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让高新技术园区在全国蔓延。中国科技进步在国内舆论场地位渐渐上升、对科技与经济的理解也在逐步深化。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大刀阔斧地改掉了以前犯过的错误，让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回到了正常轨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虽然已经领略到了科技的有用性，明确归根结底要靠科技的发展，但依然没有充分把握科技发展的规律，创新主体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三、“自主创新”战略的确立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发达国家抓住知识经济来临这一时机，大力发展科技与教育。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战略基础上，提高了对科技创新规律的认识。1995 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格局。”[12]同时，也提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13]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要着力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9 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强调一定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在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14]。在“科教兴国”战略部署下，人类基因图谱开始绘就，科技伦理问题逐步进入人们视野。启动“973计划”，建立了以科学家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双力驱动”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211 工程”和“985 工程”；汽车工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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